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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第1页）

星期一早晨，一大早，装有我的东西的两只箱子到了。家具搬运工把它们搬进昂热拉的房子里。运输快得惊人。搬运工打开箱子，就收起他们的小费走了。昂热拉非常激动。

我们一起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到昂热拉为我腾出来的壁橱里，她一边欢笑唱歌。她看到我收集的象时大为兴奋。在她自己的收藏橱上还有空位，昂热拉将我的象安放在那儿。

“它们得错开来放，你的和我的，”她说“因为它们现在全属于我们了。咱们是一个家庭，咱们俩和咱们的象。”

那只西里西亚小马在书架上也找到了一个位置。终于把一切都整理好了，昂热拉突然迸出泪来，我吓了一跳。

“什么事？昂热拉，亲爱的，你怎么了？”我把她贴在我身上。

“没事儿”

“你怎么了？请你告诉我！”

“我我只不过是太高兴了。”她抽泣道“你终于真的来到我身边了！”

“对。”我说，越过她的肩头望出去，从平台上眺望灯火照亮的海洋。“终于真的到了你身边。”

“您叫人打电话给我，赫尔曼夫人？”

“我写完了。这儿就是。”钻石伊尔德说。她跟平时一样躺在她的洛可可床上。今天她没戴首饰，看上去筋疲力尽。这是星期一下午，很早。她指着床边的一叠纸。我坐下，非常仔细地阅读钻石伊尔德的招供，一个字一个字，一行又一行。她果然承认了一切，说出了地点、时间和姓名。她只是没有说出那个受雇的职业杀手的名字。她似乎真的不认识他。基尔伍德死了，他不可能再讲出来，萨冈塔也肯定拒绝了这么做。

“满意吗？”伊尔德恨得牙痒痒地问。

“是的。”

“您索要的其它钱怎么办，那每月的特殊费用？您希望怎么得到它？”

“这我还会通知您。”

“何时？”

“很快，赫尔曼夫人。”我说。

我拿着伊尔德的招供，坐车到了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处。我们将这些纸封进一只大马尼拉信封里，随后前往巴黎国家银行，把信封存放进租用的保险柜里。然后我告别黎贝勒，穿过城市，直逛到十字架路。我在河滨大道上伫立了很长时间，看着远方那两艘航空母舰。我想，我现在并不比所有那些对赫尔曼之死负有责任的人好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得符合逻辑，是正确的。我又看到了那个年轻画家，他正在这里展出他的画作。他马上也认出了我，非常礼貌地打招呼。我走向他，他告诉我，我带给了他运气。这期间他已经卖出了四幅画。

“太好了。”我说。

他发觉我在眺望海，也跟着我眺望。

“这么一艘航空母舰大得不可思议，对不？”

“对，”我说“真是大得不可思议。”

跟“保安警”相反“棕榈海滩”赌场是一座现代化建筑，宽宽的、长长的，房间很大。七月四日晚，它的正面被灯光照耀着，一辆又一辆的车向大门口驶来。警方封锁了“棕榈海滩”前面的整个广场。昂热拉和我坐着克劳德-特拉博的劳斯莱斯赶来。赌场里的服务员搀扶帕斯卡勒和昂热拉下车。一个人将劳斯莱斯开到了停车场上。克劳德和我穿着白色的晚礼服马甲。帕斯卡勒穿着一身紫色的晚礼服。昂热拉则穿着那件橘黄色的麦斯楚纱的晚礼服，有许多钟形的褶儿；那是她在胡安派恩斯的“老英格兰”买的。她戴着我送给她的耳环和结婚戒指，还有一只大钻戒和一根钻石项链——这是她工作挣得的首饰。

一块红地毯一直铺到门口。我们踩着它，走进“棕榈海滩”长长的回廊。左边，一动不动地站着法国警察，身穿蓝色制服，白绑腿、白手套和白警帽。右侧，同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身白的美国水兵。灯光照向我们。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照相机咯嚓咯嚓地响。我们从那些一动不动的男人们中间穿过，穿过室内来到外面的大平台上。这里，最前面，挨着主席台，是酒店老板领着我们去的那张桌子。平台一直伸到水面，台子后面是大海，它在无数灯光下波光粼粼。两根木支架上安装了电视摄像机。三名工作人员扛着小型摄像机在桌子之间穿来穿去。还有摄像师，肯定有二十几个。

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的是人们称为蓝色海岸边的社交界的头面人物。想到我坐在这个位置多么不合适，而对于昂热拉和我，我们坐在这里又是多么必要，在这里，在许多非常富有的人们当中，在非常著名的人们和非常有权势、非常美丽的人们当中，想到这里我就头晕。昂热拉和特拉博夫妇把他们看到的一一告诉我：戛纳和尼斯的市长，法国南部地区的政治家、许多部门的负责人、贵族、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当然有泰奈多斯夫妇、法比安夫妇、萨冈塔纳夫妇、泽贝格和托威尔。先后到达的还有很多法国和美国的高级军官。妇女们穿着晚礼服，男人们穿着燕尾服，军官们身穿制服，胸佩勋章。我在这里看到的首饰，加在一起肯定价值有一亿。

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桌上时，在寻常的嘈杂声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间歇。我看到，很多人惊讶地朝我们望过来，就好像他们全都暂时屏住了呼吸似的。一位摄影师后退着，拍摄我们。我知道，这听起来愚蠢和先入为主，但并不是先入为主，而是事实：今晚汇集在这里的所有美轮美美的女人们中，昂热拉是最美的。她的红发金光闪闪，她的脸容光焕发，棕色皮肤上的黄衣服合身极了。灯柱上射，照亮了两面旗帜。它们挂在一起，美国的和法国的。一艘航空母舰的乐队在演奏马赛曲。所有的人站起来。紧接着法国国歌之后是美国国歌。我们也站着听完，穿便装和军装的美国人将右手放在心口上。后来一支乐队出现在台上。它先是演奏歌剧乐曲，然后是常演不衰的爵士乐。电视的光线从我们头上扫过，总是有一位拍摄人员在拍我们这一桌。

“这样就行了，对不？”帕斯卡勒问。

“是的，”我说“谢谢，帕斯卡勒。”

空气很暖，没有一丝风，大旗子软软地垂着。上菜时，邻桌的一位夫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戴着齐肘的手套，也不脱去，手指伸在手套里，吃着黄油小白面包，等下一道菜。那手套本是白色的。现在它们退色变灰了。这个人看上去让人没胃口。帕斯卡勒觉察了我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