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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章 僧格林沁：清朝最后的骑士与国之柱石（第2页）

八月，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京畿重地，形势危急。咸丰帝亲自将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授予僧格林沁，以示对他寄予厚望，并命其率军进剿叛军。九月，僧格林沁在紫荆关设防，加强防御工事。到了十月，双方在天津南部的王庆坨地区展开激战，太平军遭受重创，被迫撤退至连镇一带。

咸丰四年（1854年），僧格林沁继续追击太平军，在连镇再次大败北伐军。咸丰帝对此战功给予了高度认可，并赐予僧格林沁“湍多巴图鲁”（意为“勇猛的英雄”）的称号，表彰其卓越战绩。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僧格林沁重整军队，再次与太平军交锋。在东连镇的战斗中，太平军奋力抵抗，但最终被僧格林沁的部队全歼，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被活捉。咸丰帝对此功绩极为满意，于二月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并赏赐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同时下令允许其爵位世袭罔替，俸禄加倍。六月，僧格林沁在山东冯官屯彻底消灭了太平天国另一名将李开芳的部队，并生擒李开芳。

僧格林沁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历经数百场战斗，彻底摧毁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林凤祥和李开芳这两位太平天国的名将均被擒获。僧格林沁因此威名远扬，与南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并称为“南曾北僧”，成为清朝晚期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

四、大沽之战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僧格林沁被任命为署镶红旗汉军都统。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咸丰八年（1858年），在直隶总督谭廷襄和直隶提督栋鄂·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失败后，清廷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强烈反对这种妥协的做法，并向咸丰帝奏请撤回谈判代表，主张动员全国兵力和资源来对抗侵略者。但由于当时主和派占据主导地位，僧格林沁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任命僧格林沁负责天津大沽口及其周边地区的防御工作。僧格林沁吸取了之前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加强防御工事，整顿军队，为抗击外来侵略做了充分准备。当英法联军的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和布尔布隆率领舰队试图强行进入大沽口时，遭到僧格林沁指挥下的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在这次战斗中，清军击毁了三艘英军战舰，并造成了英军严重的伤亡，其中包括英海军司令何伯受伤。这场战斗被视为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入侵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包括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肯定。

然而，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攻占了舟山、大连湾、烟台等地，并封锁了渤海湾。六月，英法联军再度进攻大沽口，尽管僧格林沁坚守炮台，但最终仍未能阻止联军的攻势。随着联军占领天津，僧格林沁的部队败退至通州。咸丰帝对此次失败极为不满，下令剥夺了僧格林沁的部分荣誉和职务。当英法联军继续向北京推进时，僧格林沁再次领军迎战，但在张家湾和八里桥的战斗中接连失利。咸丰帝被迫逃离北京，前往热河避难，而英法联军则攻入北京，造成了圆明园被毁的历史悲剧。事后，僧格林沁虽被革去了郡王爵位，但仍保留了钦差大臣的职务。

五、复起剿捻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随着捻军在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的兴起，清廷面临着新的内部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清廷恢复了僧格林沁的郡王爵位，并命令他率领一万多名清军前往山东，对抗捻军。僧格林沁随即投入了这场艰巨的任务，带领部队与捻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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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根据僧格林沁的请求，其哲里木盟长的职位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接任。这表明僧格林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镇压捻军的行动中。

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僧格林沁的努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被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并被授予世袭罔替的权利，这意味着他的爵位可以由后代继承。与此同时，朝廷赋予了僧格林沁更大的权力，授权他节制调遣直隶、山东、河南、湖北、安徽五省的兵马。僧格林沁利用这一权力，集结了蒙古骑兵和其他省份提供的兵力，对捻军发动了一系列攻势。

在鄂东霍山黑石渡的一次战斗中，僧格林沁成功收降了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了另外十几万捻军。尽管取得了显着的战果，但清军也在战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六、战死沙场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僧格林沁在与捻军的战斗中遭遇了致命的伏击。捻军利用战术优势，将僧格林沁引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市）高楼寨，并在此设下了重重包围圈。四月二十四日晚（阳历5月18日），僧格林沁意识到局势危急，决定率领少数随从突围。在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僧格林沁不幸重伤坠马，最终被捻军战士张皮绠斩杀于麦田之中，年仅五十五岁。

僧格林沁的牺牲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人们普遍认为失去了“国之柱石”。同治帝闻讯后，为之辍朝三日，并允许僧格林沁配享太庙，以示对其贡献的认可。朝臣和文人士大夫纷纷作诗悼念，表达了对这位忠诚将领的深切哀悼之情。

僧格林沁平素爱护百姓、善待士卒的形象深入人心。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民间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百姓们罢市哀悼，街道上充斥着悲痛的情绪。当灵柩返回北京时，沿途百姓献上了多达七十多柄的万民伞，并且在灵柩经过的地方，兵弁和平民皆自发地进行迎祭，哭泣之声震耳欲聋。

闰五月，清廷以亲王的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同治帝与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亲自出席祭奠仪式，并赐予他“忠”的谥号，还将僧格林沁的画像挂在紫光阁，以资纪念。此外，清廷还决定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立“昭忠祠”，并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造一座祠堂，供奉僧格林沁的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了一座僧格林沁的塑像祠，以表彰其功绩。

同年七月，清政府派遣专人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最终将其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位于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