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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章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第1页）

第433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

上回讲到异时空日本为了实现“征服世界”，严格执行“大陆政策”，处心积虑挑起了与清朝的甲午战争。

在西元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国清朝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在朝鲜“甲申政变”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并且日本的“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说明日本正单方面与清朝开始了“军备竞赛”。

自西元1890年起，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例如从西元1893年起，“倭王”（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银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俸禄，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发动一场“国运相赌”的侵略战争！

还在西元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就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

到了西元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西元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

开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了“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朝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放松了“军备意识”。

“北洋海军”自西元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使得其舰龄也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不仅火力弱，射速慢，而且航速迟缓，假如两国海军交战，定会被人家追着往死里打。

“北洋水师”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的军事变革基本上仍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力低下。西元1891年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而“朝鲜问题”正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西元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把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

他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因此必须加紧扩军备战。于是，到了西元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打得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

日本认为其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于是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就这样，日本通过“空口说白话”，成功诱使清朝出兵朝鲜。于是，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同年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

同时，根据西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了日本。同年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那起义就平息下去。

同年的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便他如同抓住了”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这场侵略战争。

西元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到了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此次“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

同年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

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

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了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时，使侵朝日军达到了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总数还占了占绝对优势。

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方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令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